伏羲畫卦，倉頡製字，是為書畫之先河，即為書畫同源之實證。蓋是時，文明肇始，事務漸繁，結繩之製不足賅備，不得不別創紀載之法；而紀載之法，必先諸數與形，取其簡而易明，便於常用，故畫卦所以明乎數，而文字始於象形。以象形而言，即含有圖畫之意。文字與圖畫初無歧異之分，例如（日）、（月）、（木）、 （子）、（魚）等字，即謂之圖畫亦可。迨後製作日繁，繪畫之事則以五彩畫十二章，藻火、粉米、山龍、黼黻之屬為旗常、衣服之裝飾，彩色之用因以發達，華麗壯美以興起誠敬歡悅之感情。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鍾鼎彝尊既有文字，又有饕餮、螭文、雷文、雲文等互相表見。蓋其時，因文明製作漸興，而文字、繪畫為民情民性表示之要素，故特顯著也。
古者畫人姓名多不可考。《雲笈七簽》載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乃命灊山為衡嶽之副，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為五嶽真形之圖。又黃帝有臣史皇始造畫。又《畫史會要》：“畫嫘，舜妹也。畫始於嫘，故曰畫嫘。”蓋是時，繪事已見端倪，姓氏之可考者如此。夏禹鑄鼎以象神奸，殷高宗以形求得傅說，此為人物畫之濫觴。至周之世，畫之用漸廣。《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以象山水鳥獸。又：“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明堂四門，畫堯舜桀紂之像、周公相成王負斧扆之圖，以示鑒戒。由此觀之，當周之世，山水、人物、鳥獸之畫則已備具，而鍾鼓、鼎彝、旗常、衣裳之製無不需用繪畫者，其美術工藝亦可雲發達矣。
春秋戰國時代，楚於先王廟、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之神、古聖賢之像。宋元君召畫圖眾史，而以解衣槃礴為真畫者。莊子客有為周君畫者三年而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像。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客對曰：“犬馬難，鬼魅易。”韓非子可為知寫生畫之困難者矣。然此等畫現時不可得見，究不知形狀如何。其慘淡經營，推究理法，可見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