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大量土地集中在以皇帝為首的大貴族、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到處是皇帝的“皇莊”和貴族官僚們的“莊田”，失去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有的農民失去了土地，還要照舊交納田賦。有的地主勾結官吏，把自己的田賦暗地裏分攤在農民頭上。
萬曆末年，明政府為了跟東北新起的建州女真作戰，把全部戰爭費用完全加在農民身上，向農民加派“遼餉”。農民本來就窮困到極點，在沒有“遼餉”時，一年所獲已是一半納糧，一半糊口；加派“遼餉”以後，連糊口也難以做到了。崇禎時，明政府甚而將鎮壓農民起義的軍費也加派在農民頭上，又增添所謂的“剿餉”和“練餉”，使得農民的負擔更加沉重。據記載，天啟末年至崇禎初年，陝西北部發生災荒，農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蓬草采盡後“則剝樹皮而食”，樹皮剝光後“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
天啟七年（1627），陝西北部饑餓的農民紛紛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起義初期，戰爭主要在陝西北部和中部進行。崇禎四年（1631）以後，起義軍轉移到山西，組成三十六營，勢力漸漸壯大起來。後來，他們在河南、陝西、四川、湖北四省邊界地區流動作戰，屢次挫敗官軍。經過五六年的苦鬥，起義軍裏鍛煉出了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位著名的農民軍領袖。
李自成（1606—1645），陝西米脂縣人，幼年時給地主牧過羊，二十多歲時當過驛卒和邊兵。崇禎二年（1629），他參加了起義軍，之後在闖王高迎祥部下做了闖將。
1635年，高迎祥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在河南滎陽開會，商量反抗官軍圍攻的辦法。大家采納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作戰計劃，把軍隊分作四路：北路、西路、南路以防禦為主，東路積極進攻；另一部分軍隊往來策應。李自成提出的作戰計劃，不但增加了大家鬥爭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起義軍首領們已經懂得聯合起來作戰的必要，改變了過去分散作戰的方法。這次大會把明末農民戰爭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