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可以用“驕奢**逸”四字書之。風行草偃，以這階級作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風氣中。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產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餘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五賭博：
正統十三年（1448）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察禦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冠攘竊發，畿甸為多。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布施，傾貲不吝。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惟誇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財。其四倡優為蠹，**敗無極。其五賭博破產，十凡八九。凡此數者，前此未嚐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製，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所言者已嚐屢有禁令，無庸別作施行。事遂止。(37)
五十年後，周璽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廝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38)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1566）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1505）侈在勳戚，正德間（1506—1521）奢乃在士大夫。他說：
黨藍田昔遊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勳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