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隻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隻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若能細讀《漢書》的《王貢兩龔鮑》和《眭14兩夏侯京翼李傳》，就更可明白了。但他們有一個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領導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借壓迫階級之力，以進行社會改革。他們誤以為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隻是治者階級中的最少數。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最上層的少數人，隻是立於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於治者一方麵些。要想以他為發力機，鼓動了多數治者，為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絕不容有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實現之事多矣，理所必無，而能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聞。這種錯誤，固然是時代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總是不能有成，則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絕不會有例外。
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複井田製度。一是法家，主張節製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幹涉（見《管子·輕重》各篇）。
漢代還是如此。漢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複井田的。因為事不易行，所以讓步到“限民名田”。其議發於董仲舒。哀帝時，師丹輔政，業已定有辦法，因為權戚所阻撓，未能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