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改革科舉之意，是廢詩賦而存經義策論，這個辦法，被元、明、清三代的製度推翻了。其學校及科舉並用之意，到明朝，卻在形式上辦到。明製，是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的（府州縣學生應科舉，是先須經過督學使者的試驗的，謂之科考。科考錄取的人，才得應鄉試。但後來，除文字違式者外，大抵是無不錄取的。非學生，明代間取一二，謂之“充場儒士”，其數極少）。所以《明史》謂其“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按科舉所試，僅係一日之短長，故在事實上，並無學問，而年少氣盛，善於作應試文字者，往往反易弋獲，真有學問者反難。學校所授，無論如何淺近，苟使認真教學，學生終必在校肄習⑧幾年，必不能如科舉之一時弋取。但課試等事，極易徒有其名，學問之事，亦即有名無實。畢業實畢年限之弊，實自古有之，並不自今日始。使兩者相輔而行，確係一良好的製度。但製度是拗不過事實的。
入學校應科舉的人，其意既在於利祿，則學問僅係工具（所以從前應舉的人，稱應舉所作文字為敲門磚），利祿才是目的。目的的達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舉與學校並行，年少氣盛的人，亦必願應科舉而不願入學校。（二）況且應試所費，並來往程途計之，遠者亦不過數月，平時仍可自謀生活。學校則不能然。所以士之貧者，亦能應科舉而不能入學校。（三）何況學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舉之美呢，職是故，明朝行學校儲材以待科舉之製後，就釀成這樣的狀況：（一）國子監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舉之美，則士之衰老無大誌者都歸之。（二）府州縣學，既並無出身；住在學校裏，又學不到什麽，人家又何苦而來“坐學”？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祿為目的的。誌既在於得祿，照經濟學的原理講，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無礙於利祿，何苦而定要教人？於是府州縣學，就全然有名無實了。明初對於國子監，看得極為隆重。所以後來雖然腐敗，總還維持著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麵，到清朝，便幾乎和府州縣學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