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近世，則又以例輔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會九卿議，增曆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自是以後，律例並行。清朝亦屢刪定刑例。至乾隆以後，遂載入律內，名為《大清律例》。案：例乃據成案編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謂比。律文僅舉大綱，實際應用時，非有業經辦理的事情，以資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然成案太多，隨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惡意者則更不堪設想，所以又非加以限製不可。由官加以審定，把（一）重複者刪除；（二）可用者留；（三）無用者廢；（四）舊例之不適於用者，亦於同時加以廢止。此為官修則例之所由來，不徒（一）杜絕弊端，（二）使辦事者得所依據，（三）而（甲）社會上新生的事態，日出不窮；（乙）舊有之事，定律時不能無所遺漏；（丙）又或法律觀念改易，社會情勢變遷，舊辦法不適於今，皆不可不加補正。有新修刑例以濟之，此等問題，就都不足為患了。清製：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屬刑部，臨時設館），使新成分時時注入於法律之中；陳舊而不適用者，隨時刪除，不致壅積。借實際的經驗，以改良法律，實在是很可取法的。
刑法自漢至隋，起了一個大變化。刑字既引申為廣義，其初義，即專指傷害人之身體，使其蒙不可恢複的創傷的，乃改稱為“肉刑”。晚周以來，有一種象刑之論，說古代對於該受五刑的人，不須真加之以刑，隻要異其冠服以為戮。此乃根據於《堯典》之“象以典刑”的，為儒家的書說。案：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講法（見前）。但儒家所說的象刑，在古代是確有其事的。《周官》有明刑（見司救）、明梏（見掌囚），乃是將其人的姓名罪狀，明著之以示人。《論衡·四諱篇》說：當時“完城旦以下，冠帶與俗人殊”，可見曆代相沿，自有此事，不過在古代，風氣誠樸，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後世則不能專恃此罷了。儒家乃根據此種習俗，附會《書經》象以典刑之文，反對肉刑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