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章兩代，屢次駕幸。順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遊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況。按趙翼《陔⑥餘叢考》有一條，說兩漢受學者都詣京師，其實亦不盡然。後漢所立，不過十四博士，而《漢書·儒林傳》說：“大師眾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不能證明其有後人增竄之跡，則此語至少當在東漢初年。可見民間傳業，亦並非不盛。然漢代國家所設立的太學，較後世為盛，事實上比較的是學問的重心，則是不誣的。
此因（一）當時社會，學問不如後世的廣布，求學的自有走集學問中心地的必要。（二）則利祿使然，參看第七章自明。前漢時，博士弟子雖有出路，究係平流而進。後漢則黨人劫持選舉，而太學為私黨聚集，聲氣標榜之地。又此時學術在社會上漸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學。於是紈袴子弟，攙雜其中，不能認真研究，而易與政治接近，就成《後漢書·儒林傳》所說的“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了。漢末喪亂，既不能研究學問，而以朋黨劫持選舉的作用亦漸失。魏文帝所立的太學，遂成學生專為避役而來，博士並無學問可以教授的現狀（詳見《三國·魏誌·王肅傳》《注》引《魏略》）。
魏晉以後，學校僅為粉飾升平之具。所謂粉飾升平，並不是學校能積極的替政治上裝飾出什麽東西來，而是消極的，因為倘使連學校都沒有，未免說不過去。所以苟非喪亂之時，總必有所謂學校。
至其製度，則曆代又略有不同。晉武帝鹹寧二年，始立國子學。按今文經說，隻有太學。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是出於《周官》的，是古文經說。兩漢的政治製度，大抵是根據今文學說的。東漢之世，古學漸興，魏晉以後，今文傳授的統緒遂絕，所以此時的政治製度，亦漸采用古文學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