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複井田製度。一是法家，主張節製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幹涉（見《管子·輕重》各篇）。漢代還是如此。漢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複井田的。因為事不易行，所以讓步到“限民名田”。其議發於董仲舒。哀帝時，師丹輔政，業已定有辦法，因為權戚所阻撓，未能實行。法家的主張，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鹽鐵官賣及均輸。均輸是官營商業。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販的出口貨做貢賦，官販賣之於別地方。弘羊的理論，略見《鹽鐵論》中。著《鹽鐵論》的桓寬，是反對桑弘羊的（《鹽鐵論》乃昭帝時弘羊和賢良文學辯論的話，桓寬把它整理記錄下來的。賢良文學都是治儒家之學的。弘羊則是法家，桓寬亦信儒家之學），其記錄，未必會有利於弘羊，然而我們看其所記弘羊的話，仍覺得光焰萬丈，可知曆來以弘羊為言利之臣，專趨承武帝之意，替他搜括，實在是錯誤的。但弘羊雖有此種抱負，其籌款的目的是達到了，矯正社會經濟的目的，則並未達到。漢朝所實行的政策，如減輕田租、重農抑商等，更其無實效可見了。直到漢末，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主張，行一斷然的大改革。
在中國經學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謂“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固然自有其學術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關係亦絕大。
提倡古文學的劉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關係的人。我們向來不大明白他們的理由，現在卻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張改革經濟製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於平均地權和節製資本兩方麵。今文經是隻有平均地權的學說，而無節製資本的學說的。這時候，社會崇古的風氣正盛。欲有所作為，不得不求其根據於古書。王莽要兼行節製資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於古文經了。這是旁文。我們現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