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戶等而役之。（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產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產，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別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簽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雇人充任。這本不過恢複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簽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為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雇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絕不至於受累，所以雇役之法，遠較差役為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別役的性質，將可以簽差之事，仍留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錢雇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稅。（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雇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但就雇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雇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為相，竟廢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雇並行，總是以差為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
田租、口賦、力役以外的賦稅，昔人總稱為雜稅。看這名目，便有輕視它、不列為財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這是前人見解的陳舊，說已見前。然曆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稅，還總是有的。如《隋書·食貨誌》說，晉過江後，貨賣奴婢、馬牛、田宅、價值萬錢者，輸錢四百，買者一百，賣者三百，謂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稅。又說：都東方山津，都西石頭津，都有津主，以收獲、炭、魚、薪之稅，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都置官司收稅，此即商稅中之過稅及住稅。北朝則北齊後主之世，有關、市、邸、店之稅。北周宣帝時，有入市稅。又酒坊、鹽池、鹽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時，卻把這些全數豁免，《文獻通考·國用考》盛稱之。然以現代財政學的眼光評論，則還是陳舊的見解。到唐中葉以後，藩鎮擅土，有許多地方，賦稅不入於中央；而此時稅法又大壞，中央收入減少，乃不得不從雜稅上設法。宋有天下以後，因養兵特多，此等賦稅，不能裁撤，南渡以後，國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頓。於是此等雜稅，遂漸漸地附庸蔚為大觀了。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製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這亦是政治家的一種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