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一個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則其人已經過長期的訓練；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數的性質，必已改變，可以從事於生產，變作一個良民了。以經濟原理論，本來宜於分業，平民出餉以養兵，而於戰陣之事，全不過問，從經濟的立場論，是有益無損的。若謂行募兵之製，則民不知兵，則舉國皆兵，實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禦敵，平民原不須全體當兵。所以說募兵之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宋代立法之時，亦自有深意。不過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見罷了。
宋朝兵製之弊在於：（一）兵力的逐漸腐敗。（二）番戍之製。（甲）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既不便於指揮統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習地形，又和當地的人民，沒有聯絡。（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費，卻等於三年一次出征。（丁）而其尤大的，則在帶兵的人，利於兵多，（子）既可缺額刻餉以自肥。（醜）又可役使之以圖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許；每逢水旱偏災，又多以招兵為救荒之策，於是兵數遞增。宋開國之時，不滿二十萬。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萬。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萬。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萬。仁宗時，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後雖稍減，仍有一百一十六萬。
歐陽修說：“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於不可複加。”養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戰，亦伏危機，何況並不能戰，對遼、對夏，都是隱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時，仍驅鄉兵以禦敵呢。當時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顧慮召變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免為民。兵額減至過半。又革去番戍之製，擇要地使之屯駐，而置將以統之（以第一、第二為名，全國共九十一將）。安石在軍事上，雖然無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製，則無甚成績，而且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