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晚歲的學說，頗涉荒怪。然其援據緯說，要把孔道的規模，擴充到無限大，也仍是受世變的影響的。但廖氏畢竟是個經生。其思想，雖亦受世變的影響，而其所立之說，和現代的情形，隔膜太甚。所以對於學術界，並不能發生多大的影響。
康氏就不然了。康氏的經學遠不如廖氏的精深。然其思想，較之廖氏，遠覺闊大而有條理。他懷抱著一種見解，借古人之說為材料而說明之。以《春秋》三世之義，說明進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國現在的當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製之說輔之。其終極的目的，則為世界大同。恰和中國人向來懷抱的遠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急需改革的情形相應，所以其說能風靡一時。但康有為的學說，仍隻成為現代學術思想轉變的一個前驅。
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學術是利於通的，物窮則變，宋明以來的文化，現在也幾乎走到盡頭了。即使沒有西學輸入，我們的學術思想，也未必不變。但既與西洋學術相值，自然樂得借之以自助。何況現在西洋的科學方法，其精密，確非我們之所及呢？所以近數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化，雖然靠幾個大思想家做前驅，而一經發動之後，其第二步，即繼之以西洋學術的輸入。和中國學術思想的轉變最有關係的人是梁啟超。梁氏的長處：在其（一）對於新科學，多所了解。（二）最能適應社會的程度，從事於介紹。（三）且能引學說以批評事實，使多數人感覺興味。即此趨勢的說明。
西洋學術輸入以來，中國人對之之態度，亦經數變。（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為用夷變夏，而極力加以排斥的。（二）繼則變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再進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舊禮教為吃人，歡迎德謨克拉西先生、賽因斯先生，並有主張全盤西化的了。其實都不是這麽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