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的條件，有所謂“七出”，亦謂之“七棄”，（一）無子，（二）**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又有所謂“三不去”，（一）嚐更三年喪不去，（二）賤取貴不去，（三）有所受無所歸不去，與“五不娶”並列，（一）喪婦長女，（二）世有惡疾，（三）世有刑人，（四）亂家女，（五）逆家女。見於《大戴禮記·本命篇》，和《公羊》莊公二十七年何《注》，皆從男子方麵立說。此乃儒家斟酌習俗，認為理所當然，未必與當時的法律習慣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種種條件，為法律習慣所認許的，不過無傳於後罷了。觀漢世婦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買臣之妻等），則知古人之於離婚，初不重視。夫死再嫁，則尤為恒事。這是到宋以後，理學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節，上流社會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並不如此。《禮記·郊特牲》說：“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這是現在講究舊禮教的迂儒所樂道的。然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乃是說不得以妻為妾，並非說夫死不嫁。《白虎通義·嫁娶篇》引《郊特牲》，並無“故夫死不嫁”五字，鄭《注》亦不及此義，可見此五字為後人所增。鄭《注》又說“齊或為醮”，這字也是後人所改的。不過鄭氏所據之本，尚作“齊”字，即其所見改為“醮”字之本，亦尚未竄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罷了。此可見古書逐漸竄改之跡。
後世男子的權利，愈行伸張，則其壓迫女子愈甚。此可於其重視為女時的貞操，及其賤視再醮婦見之。女子的守貞，實為對於其夫之一種義務。以契約論，固然隻在婚姻成立後，持續時為有效，以事實論，亦隻需如此。所以野蠻社會的風俗，無不是如此的，而所謂文明社會，卻有超過這限度的要求。此無他，不過男權社會的要求，更進一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