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麽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隻是想知道它和《三國誌》所載有些什麽不同罷了。因為我並不想做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後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係，再後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麽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我認為陶淵明這兩句話對研究哲學的人來說，後麵一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們常把漢人對經典的注釋叫“章句之學”，每章每句都要詳加解釋，《漢書·儒林傳》謂：“一經之說至百餘萬言。”儒師秦延君釋“堯典”二字，十餘萬言；釋“曰若稽古”四言，三萬言。至魏晉風氣一變，注經典多言簡意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莊子·逍遙遊》第一句：“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謂：“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並批評那種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學為“生說”（生硬的解釋），他說：“達官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我想，這就是“會意”。讀哲學書，重要的在“會意”，不在“曲與生說”。“會意”才能對古人的思想有個心領神會，才能有所創新。
據日人林泰輔說，《論語》的注解有三千餘種，元朝的杜道堅說《道德經》的注也有三千餘種。不管有多少種《論語》《道德經》的注解，我們能說哪一種是對《論語》或《道德經》是“甚解”了呢？沒有吧？！楊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一句時說：“耳順——這兩個字很難講，企圖把它講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覺牽強。譯者姑且作如此講解。”我認為，楊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對的，他隻是“姑且”給一種解釋，並沒有說他的解釋就是唯一正確的解釋。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為了說明我對“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給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新解，認為這三句話是孔子說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過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話嗎？沒有，但我從孔子的話中“會意”出一種新意來，於是我便“欣然忘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