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歐陽修為曾鞏已經逝世的祖父寫了一篇墓誌銘。曾鞏為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寫下這篇文章，作為感謝信寄給了歐陽修。此文先說寫信的緣由及自己此時的心情，然後比較史傳和墓誌銘的異同，旨在感謝歐陽修對曾鞏祖父的誇耀，以及表達對歐陽修道德和文章的推崇。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a，反複觀誦，感與慚並。
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誌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
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b。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c。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裏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d。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e，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