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借由五官的協助所不能看穿的那道布幕背後，我有一些偶爾會跟我溝通的朋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某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就寢時，我感覺到一股強烈的衝動，要用打字機來寫下些什麽。當時我擔任威爾遜總統的機要顧問，滿腦子都是迫切的內政與國際要事。可是當我把一張紙塞進打字機裏，並把手指放在鍵盤上時，我的意識裏隻浮現出一句話。它十分鮮明地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推入我的腦海，我的手指則用大寫的英文字母把它打了出來：
到頭來，一切都無足輕重。
我不曉得要怎麽解釋後來的事，所以我也不打算解釋。或許是巧合，或許不是。
不管怎樣，在不久之後，我就用同樣那台打字機把我協助威爾遜總統所寫的一段話給打了下來。那段話要是當時公諸於世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整個戰局就會改觀。這段話看起來當然是“舉足輕重”。
在停戰協議簽署的三天後，我看到水溝裏丟了一份報紙。它的頭版如實登出了那段話。它還舉足輕重嗎？才過了幾天，它就變得毫無價值。在這個震撼的認知下，我的腦海裏滿是這個念頭：到頭來，一切都無足輕重。
一段時間過後，威爾遜總統成了偉大新國聯背後的主導人物。他相信，人類文明的未來將隻依賴於美國參議院的批準。然而參議院並沒有批準，威爾遜先生臥病在床，不管醫生公布的病情說法為何，我們這些在他身邊的人都知道，他是因為心碎與絕望而病垮了。
我來到了他的床邊。他絕望地看著我，喃喃地說道：“國會山莊的那些人把我害死了。”
我和他當時都說不出口的是，全世界都還沒準備好接受國聯的計劃。但有個什麽念頭驅使我說出了可能會被認為不得體的話，結果卻是我所能說出的最棒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