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賢親王有四位“福晉”，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時，遺下的三子一女，最長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親載灃，那年八歲，承襲了王爵。我的兩個叔父，五歲的載洵和三歲的載濤，同時晉封為公爵。我家從此又開始蒙受著新的“恩光福祿”。然而，醇王府這最後十幾年的“恩光福祿”，比過去的幾十年摻和著中國人民的更多的苦難和恥辱，也同樣地和慈禧這個名字不能分開。
一件大事是慈禧給我父母親的指婚。這次的“恩光”也可以說是戊戌政變和庚子事件的一件產物。首先，這是對於戊戌政變中給她立下大功的忠臣榮祿的恩典。我外祖父榮祿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鹹豐年間做過戶部銀庫員外郎，因為貪汙幾乎被肅順殺了頭。不知他用什麽方法擺脫了這次厄運，又花錢還運動上候補道員的銜。這種做法就是後來興起的“捐班”，是與“科舉”同樣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機營（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榮祿被派去當差，做過翼長和總兵，經過一番累遷，由大學士文祥推薦授工部侍郎，以後又做過總管內務府大臣。光緒初年，升到工部尚書。後來因為反對慈禧太後自選宮監，同時又被告發貪汙受賄，革職降級調出北京（這也算是懲罰）。甲午戰爭這年，恭親王出辦軍務，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後祝壽的機會，鑽營到恭親王身邊，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甲午戰後他推薦袁世凱練新軍時，已經當上了兵部尚書。他這時已遠比從前老練，善於看準關節，特別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因此漸漸改變了慈禧太後對他的印象。他回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複查慈禧陵寢工程雨損的差事，這個工程先經一個大臣檢查過，報了需三十萬的修繕工費。據說這位大臣因為工程原是醇親王奕生前監工督辦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質量，所以，損毀情形也報得不太嚴重。但榮祿另是一個做法，他摸準了太後的心理，把損毀程度誇張了一番，修繕費報了個一百五十萬兩。結果太後把那位大臣罵了一通，對已死的醇親王的忠心也發生了疑問，自然榮祿從此又進一步得到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