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時節，三月不雨。
王守仁當時駐軍上杭，作為方麵大員，祈雨是必做的事情。
天公倒也敷衍了一場小雨，及至王守仁獲捷班師的時候，忽然大雨一連降了三日。在天人感應的觀念中，這充分證明了平叛事業是如何順天應人。下級僚屬不失時機地提出建議，將祈雨所在的行台之堂題名為“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的意思，請長官撰文為記。
曆代官場皆有這樣的傳統，所以我們才能讀到《嶽陽樓記》《醉翁亭記》這樣的經典古文。尤其凡有建功，總要搞一個紀念與表彰意義兼具的建築，然後寫一點什麽。曆代文人官僚當中，蘇軾是這方麵的行家裏手。王守仁其實並沒有那些文人情懷，隻是不便推卻下屬的熱情，草草寫下一篇極具敷衍之能事的《時雨堂記》：
正德丁醜，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台；雨日夜，民以為未足。乃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台之堂為“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誌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螣蜮，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禦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9)
文章借下屬之口道出這座時雨堂的緣起，繼而謙虛一番，說農事和戰事順利都是因為皇帝聖明、將士用命、各級有關部門認真負責，自己不敢冒認功德，隻是本著與民同樂之心秉筆以記其事。
王守仁雖然一向大談天理，卻對天命不甚以為然，這是很正統的醇儒態度。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關於祈雨，三十二歲的王守仁寫過一篇《答佟太守求雨》，認認真真地講出了自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