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永遠比君子更重視情報工作，畢竟這是他們的立身之本。當張忠、朱泰得知王守仁當真動了身，惶急之下隻有硬來，強行攔截，不使王守仁越蕪湖半步。
王守仁在蕪湖足足滯留了半個月，當真進退兩難，某日夜半在上新河邊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不禁思量：“自己蒙受謗詬，一死倒不足畏，但年邁的父親怎能承受得住這樣的打擊呢？”於是對門人說：“此時如果可以讓我竊父而逃，我寧願終身在父親身邊盡孝，無怨無悔。”
“竊父而逃”原是《孟子》裏的一段故事，講的是儒家情、理、法的微妙關係，我的《治大國：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正是以這段故事開始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故事的大意是說，舜做天子的時候，若他的父親因為殺人被捕，舜正確的做法是偷偷把父親救出監獄，一起逃到官方找不到的地方隱居起來，高高興興地盡孝，不做天子。
在孟子的年代，如果哪個統治者真有這樣的覺悟，倒也不難做到。然而明朝的社會結構大異於先秦，王守仁隻要想想自己祖輩的遭遇，尤其想想遁石翁的境況，便不會真的動什麽竊父而逃的念頭。他應該已經發覺，古老的儒家理念和現實的政治格局早已有點方鑿圓枘的尷尬了。
家裏一度傳來王華病重的消息，王守仁不免真的動了棄職逃歸的念頭，隻因為後來家書再至報了平安，這才沒有成行。某日王守仁問門人弟子：“我當時想棄官回家，怎麽就沒一個人支持我呢？”
門人周仲答道：“先生思歸一念，似乎著相了。”
王守仁沉默良久，終於反問道：“此相安能不著？”
“著相”是佛教術語，粗略地說就是拘泥於世俗之見。譬如我這本書，如果你把它捧在手上，篤信它是一個叫作“書”的真實存在的物件，那麽你就著相了，因為從本質上看，“書”隻是一個集合名詞，“這本書”則是因緣和合的產物，緣起則聚，緣盡則散，每時每刻都因為磨損或熱脹冷縮等緣故發生著細微的改變，此時之書並非彼時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