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帶著幾名親近弟子前往南康軍（今江西廬山市）拜訪自己的頭號學術勁敵朱熹。這一場會麵，儒學史稱之為南康之會，是心學與理學的第二次碰撞。陸九淵在與朱熹繼續辯論之餘，應邀在白鹿洞書院做學術演講，演講題目取自《論語·裏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是讀書人極初級的功課，“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更是每個讀書人自幼熟誦的名言，含義也很明白曉暢，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貼合的。對現代讀者而言，可能產生隔閡的是，君子與小人的本義並不具有道德色彩。君子，顧名思義，是指封君之子，源於周代的封建製度，凡君子皆貴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販夫走卒之輩皆小人。
小人生計艱難，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規範（禮）與精神追求（道）都和他們無緣。在君子眼裏，小人大約就是動物一般的存在——曆代士大夫將百姓比作子女，這是等而上之的說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為六畜，比官吏為牧者。譬如幹寶《晉紀總論》有所謂“群生，重畜也”，李善注引《漢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作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們並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著不勞而獲的政治特權，所以關注點更容易轉向精神層麵，講求一種——套用西方封建製的術語——騎士精神。
一般而言，讓小人做事很容易，隻要報酬優渥，但是，若想說服君子做什麽，是沒辦法用報酬來打動他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曉之以義，讓他曉得這實在是他義不容辭的事情。隨著封建體製的瓦解，即孔子所謂之“禮崩樂壞”，君子與小人越發變成純粹的道德標簽了。一個赤貧的人，譬如顏淵，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為君子；一個顯達的人，譬如秦檜，也可以因其卑汙的用心而成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