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派風格貫穿有明一代政治生活之始終，如同頑強的基因，並未隨著太祖皇帝的駕崩而壽終正寢。幸而古代社會技術落後，中央集權的力量尚未臻於無孔不入的恐怖化境，《1984》的世界還隻是個雖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伊甸樂園。如果我們可以把大明帝國想象成巨人握緊的一隻鐵拳，那麽王與準就是在這鐵拳指縫間僥幸偷活的一隻小小的螻蟻。
王與準謹遵父教，閉門讀書，竟然漸漸讀出了一點名氣。鄉裏每有晚輩拜師求教，王與準便用一套固定的說辭加以推搪：“我沒有師承，不足以教學。”
這在明代實在算不得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但我們不妨以當時的大環境來推想王先生的深刻用心：晚輩求學，大多是帶著功利心來的，無非希望在科舉中博一個功名而已，而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盡管八股文隻是文體之一種，本身無所謂優劣，但義理上必須固守朱子的性理之學，朝廷又是頒布標準儒經版本，又是刪削《孟子》以免錯誤思想毒害世道人心，這重重枷鎖，哪是僻居世外、無意仕進的王與準能夠戴得過來的呢？一旦有學生在考場上答出了什麽“大逆不道”的言論，不但本人一生盡毀，必定還會帶累師長，更何況儒家世代傳承的大道哪能就這樣削足適履呢？
待讀遍了父親留下來的藏書之後，王與準打點行囊，去四明趙先生門下學易。
趙先生深愛王與準的氣節，將族妹嫁與他為妻，還勸他努力入仕。王與準的回答是：“昨日聽您講解‘遁世無悶’，我願意終生奉行此語。”這真讓趙先生既羞且愧，再不拾起這個話題了。
史料中的這段記載頗有西方神學所謂的“預表”意思，亦即為王陽明將來的“知行合一”埋下了伏筆。趙先生的易學修為顯然較王與準的高，卻有知而無行，可以講解“遁世無悶”的哲學，踐行的卻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義；王與準才是“知行合一”的表率，並不把知識工具化，以知識謀功利，而是真誠地奉行自己所學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