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初買第一卷“優質海盜牌”錄音帶，倘若你現在跟隨我到台中公園，我還可以指出唱片行的方位，並且描繪一大群“愛波”卡帶站在牆上的模樣。那是我每個月拿到家教薪水一千兩百元，固定的五分之一支出，換回三卷古典派或浪漫派的“標準曲目”。第一次的三卷，應該是《命運》《田園》《四季》，這事並不容易混淆，像寫第一封情書那般令人顫動。這些曲子已在廣播上聽過好幾回，開始摸索出一條自我啟蒙的道路，了解古典樂是一條一而再再而三的迂回曲徑，不像流行樂有所謂“發片期”“打歌期”稍縱即逝那回事。台中圖書館替窮學生省下許多束脩學雜費，日後我並未忘恩負義，正正式式再把這些導聆工具書逐一買回。
我那時候幾乎是與第一架新力牌手提收錄音機陷入不可自拔的熱戀，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她”如此盤踞我的生命。除了反複聆聽杜比錄音的現成帶以外，還準備了不少空白帶，好整以暇守在今稱ICRT的美軍電台，等待錄下“星光音樂廳”所播放的曲子。天曉得後來有“定時預約”這種新奇設備，我那時晚上九點極少出門，隻為準確而迅速按下錄音鍵。那動作像極上夜班打卡的人，一定要在這節骨眼現身，一旦完成“在場證明”儀式，便可偷閑去看報、洗澡或泡麵。
我那時的精致手工業，包括為卡帶製作一個獨一無二的莊氏封麵，來自從舊報紙、雜誌、卡片剪下的典雅圖樣，逐一標示每個樂章的演奏時間，以及哪個指揮領軍哪個樂團的錄音。如果古典樂入門有連帶的收獲，那便是順便訓練英聽能力。
我那時已走入不歸路小胡同，古謂“詩三百”，其實古典名曲亦三百，你如果有三百首入門曲目，幾乎可以大膽闖江湖了。可是我開始陷入“版本比較”的迷宮，卡爾·貝姆為我啟蒙《田園》之後，美軍電台在一兩年內，陸續又播放卡拉揚、克倫貝勒、安塞美、朱裏尼、肖邦等各種版本。如果你去翻閱一九九九年的《留聲機唱片年鑒》，至少有一百種《田園》錄音在唱片市場傳售，還不牽涉倒店絕版。卡拉揚死後，媒體統計他正式授權的唱片約有九百張，光是“貝多芬九大交響曲”，就有四套重複錄音，還不包括所謂“風衣版”——有人在風衣裏暗藏小型錄音機到音樂會盜錄，也能成為行家眼中有別於錄音室磨功的“NO NG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