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個大困難。因為那些儒書，這裏也是“子曰”，那裏也是“子曰”。我們研究這些書，須要特別留神，須要仔細觀察書中的學說是否屬於某個時代。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隻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我們如今隻用一部《大學》，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公元前四世紀和前三世紀初年的儒家學說。
《大學》一書，不知何人所作。書中有“曾子曰”三字，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一同作的。這話固然不可信。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內比了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閑居》諸篇，似乎可靠。《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我這句話，並無其他證據，隻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
不然，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何以忽然發生了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那重君權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那儒家的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若《大學》《中庸》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這些疑問便都容易解決了。
所以我以為這兩部書大概是前四世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為駁雜）。《大學》和《中庸》兩部書的要點約有三個，今分別陳述如下：
一、方法
《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於方法（此兩書後來極為宋儒所推尊，也隻是為此。程子論《大學》道：“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道：“曆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