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繡跟隨著溥儀和婉容，還有一幫親信仆從淒惶地離開了紫禁城，驚魂未定的他們，隻得先暫時住進了載灃的醇王府。
境況到了這種程度，先不提溥儀夫妻三人的心裏是怎樣想的，在看到政變的危險稍有減少後，僅溥儀身後一幫皇室貴胄就按捺不住了，他們憑著各自的實力和關係，相繼搞了一些不關痛癢的形式文章，比如，請學者胡適等人以維護契約精神為由發表言論來強烈抗議，胡適宣布反對暴力迫使清皇室優待協議的作廢；緊接著，軍閥張作霖也擺出憤怒的姿態，在各方勢力間進行斡旋，並且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最起碼，馮玉祥將軍同意撤離了在醇王府周邊的崗哨，使醇王府的門禁管製也放寬了些，醇王府至少表麵上回歸了一些安寧。
但在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來，張作霖對溥儀的善意，顯然不是真的要求維護民國與前清皇室之間的契約，而是以此為借口意欲進京的先頭舉動。而其目的無非是獨霸京城，說一不二。溥儀這個招牌對於實現他的這個目的是有用處的，隻是，此時的溥儀也並非傻子，這位逃難的末代皇帝清楚地明白：張作霖不過是一時想要利用自己罷了，用完了就會扔進垃圾堆。所以，溥儀不得不承認，“複號還宮”隻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美夢罷了，恢複大清江山那更是近乎癡人說夢。
如此窘境下，溥儀坐臥不寧，寢食難安。而此刻，隻有淑妃文繡在精神上安慰、支持他，為了不讓溥儀為家事生出更多的煩惱，文繡主動低聲下氣地向婉容言和，並甘心在後者麵前自責自辱，請求婉容與她並肩像真正的一家人那樣，在大難麵前同心同德，以協助皇帝平安共度患難。迫於眼下的境況和文繡的真誠，婉容隻得暫時收斂了一些。在極度的精神重創和困頓下的溥儀，意外地發現：皇後和淑妃竟然冰釋前嫌，如同姐妹般地都溫柔和善地圍繞在自己身邊，這種類同於平常百姓家的和睦，讓心力交瘁的溥儀獲取了些許的安寧。為此，溥儀感歎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生能得如此兩位愛侶，我溥儀又怎能自甘降格，一蹶不振呢？”溥儀從此又雄心再起，與陳寶琛，鄭孝胥及其一幫遺老遺少們，在外籍老師莊士敦等人的協同籌劃下，先換住在日本駐京的使館當中，後又幾經輾轉，於1925年2月24日“龍抬頭”這天，由天津日本總領事館人員、警察署長和便衣特務的護送，從北京前門車站化裝逃到天津，住在了清末時期湖北提督張彪的私邸張園。張園設施先進齊全，在溥儀到來之前的1924年12月4日，在段祺瑞等人的安排下，因“北京政變”而從日本乘輪船抵達天津的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也曾在張園下榻。此番為了迎接溥儀入住，張彪又重新購買了許多的日常用品和歐式家具。溥儀此番的舉動，雖然遭到了其父載灃的竭力反對，可是，此刻的溥儀，已經聽不進任何勸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