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最不缺的是製度，最不能缺的也是製度。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裏，我國建立健全了一係列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政治與經濟製度，使我們的政治經濟生活秩序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規範，這是就宏觀來說。而在微觀上，無論你到哪一級單位的辦公室（包括村民、街道居民委員會），首先映入眼簾的必是牆壁上成排的製度。作為一種標誌，一種規範，製度的種類龐雜繁多，條款細致入微，如政務公開製度、黨風廉政製度、班子聯係會製度、崗位責任製度、黨員聯係戶製度、政績考核製度、財務製度、門衛製度……大到黨務政務、廠務村務，小到機關管理、個人行為，可謂“製度是個框，萬事往裏裝”。如果編纂一部《製度大全》，其浩浩之巨必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按理講，我們這樣一個“製度大國”，在製度範圍內活動，當是一種義無反顧之舉吧。可是，目睹某些製度執行之現狀，卻讓人難以樂觀起來。就說廉潔自律製度吧，中紀委數年前即頒布了新老“五條規定”，一級一級下來，類似“規定”之規定，哪級都不漏，哪條都不少。然而，據相關資料表明，到1999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累計辦理經濟犯罪案件逾二十萬件之多，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超過了萬件。
我們不能說，這二十萬之眾全沒有製度觀念，更不能說那萬餘縣處級以上幹部都是法規上的白癡。恰恰相反，這些腐敗分子正是深諳製度，通曉法規，才敢鑽製度空子，敢踩法律紅線。廉潔自律製度出台無數，在起到一定的防範與威懾作用的同時，也確實還存在著缺陷與漏洞。如“不準”“嚴禁”的原則條款多，“治本”“堵源”的硬性製約少；出了問題被動處理的多，防範在前的主動辦法少；相信幹部覺悟的多，監督作用發揮的少……因此，治標不治本，堵明難堵暗，製度不能“治堵”——這已成為反腐防腐的一大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