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十六年（即1937年——編者注）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裏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隻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麽大的院子，隻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隻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鍾才解除。院裏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地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麽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癡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著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裏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