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同情革命，但我還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對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寫出有價值的東西的。
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為，那時的世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時人與人的關係很明顯，界線劃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剝削，有人剝削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作家可以描寫這些現象，就像一個人可以用相機把它們照下來一樣。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寫的那樣感覺和思想，但當我創造這個人物時，我可以設身處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會怎樣做。這種經驗是讀者也可以分享的，讀者可以想見自己拉著洋車，而不是坐在洋車上。任何沒到過北京的外國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樣處境下的感覺。
從寫作角度看，那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情景，貧富差距十分明顯，饑餓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應該負責的人卻對此漠不關心。在中國，一個被接受的現實是千百萬人生存的價值，就像一群牲畜，他們存在的理由僅僅在於為少數人服務，他們是消耗品，他們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國人也不把中國人當作和他們自己有一樣情感，一樣痛苦或悲傷的人類看待。
在那種時代，你要麽和那些認為社會現實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汙，要麽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麵。這就是革命的實質。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那你也就沒什麽別的選擇了。你就是一個革命者了，你就會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了。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了，我們也不是科學的改革家。當年參加五四運動時，毛澤東並不是共產黨人，他也不可能是。當時，中國沒有人知道共產主義。但對毛澤東和我們大家來說，當時的狀況已經發展到讓人無法忍受了。革命開始喚起了大眾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他們被外國列強踢進了苦難深淵。從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列強並不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敵人，而是他們的同盟。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