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時，他寫了《聖論》《才論》，以古文名於諸公。
這裏的諸公，是指何人，不得而知。《聖論》《才論》到底是怎樣寫的，曆史上也找不到它們的痕跡。
但是，頗有意味的是，他用的是古文體，而不是時下流行的駢體。也許，這兩篇文章名於諸公，不在於它有多高的立論，而在於它用了這樣一種不合時宜的文體。它讓那些在駢體文的工麗整飭中感到極端審美疲勞的人，耳目一新。
此時白居易正閑居洛陽，這個曾和元稹一起倡導過新樂府運動的詩歌革新運動者，如今已失去了往日的豪情和意氣，棱角和鋒芒，隻想在遠離政治旋渦的洛陽，優遊度日，安享暮年。對著日漸衰沒的大唐河山，他除了發出幾聲歎息之外，隻能在無可奈何中，靜靜等待著那不可預知的前途和命運。他們曾經的聲名，正是青年士子可供消耗的資本，而他們自己也樂得獎掖後進。
據李商隱自己講，他在大和之初，因某種因緣，曾有幸拜見過白居易。當這個提倡平易曉暢詩風的老詩人拿起李商隱的詩後，竟然有種全新的陌生感和驚異。那是他未曾領略過的一種美，也是他未曾涉足過的一個世界。他敏感意識到這是一種全新的詩風，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唐朝詩歌審美的嬗變，他給予了一定的褒獎。
有野史記載說，當白居易讀了李商隱的詩歌後，由衷感歎說若三生有幸，來生他當投胎做李商隱的兒子。我不相信一個有資曆有名望的老者，會在一個青年後生的麵前說出這種話來，但獎掖後進的寬廣胸襟，白居易一定不會缺乏。當年李白希求得到賀知章的援引，賀知章初見李白，便驚呼他為“謫仙人”，一個貶落凡間的仙人，這個稱呼放在李白身上，堪稱完美。而李商隱的第一個兒子，果然取名“白老”。其實，這個“白老”未必就與白居易有關，我寧願相信，李商隱和他的父親一樣，企求自己的兒子能夠無病無災，得享永年。對李氏家族而言，能夠擺脫英年不永的魔咒，便是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