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開始介紹到中國，特別是通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愛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國，1922年冬天，他應邀到日本講學，往返途中，兩次經過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親眼看到了處於苦難中的中國，並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在旅行日記中記下“悲慘的圖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
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
“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
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21頁）
十幾年後（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年進修的周培源第一次個別交談時就說：“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
他的同情是真摯的、發自內心的，不是掛在嘴上，而是付諸行動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從東北作為突破口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表現出無奈和無能。
當年11月17日，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徑，呼籲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製裁，可惜回音空**。
1932年10月，“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時已被開除出黨）在上海被捕，他和羅素、杜威等具有國際聲望的知識分子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