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遷都事件是學術界討論已久的問題。孝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因此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是，也正是囿於這樣的曆史背景，人們考察的視角更多地注重於遷都事件的原因、過程、影響等普遍意義上的討論。[2]關於其中的人事問題，雖然也無可避免地屢有涉及，不過仍然具有進一步做細致研究的必要。
從已有的史料來看，在北魏的朝廷與宮廷之中，真正自始至終支持孝文帝遷都者隻是少數人，而且他們的表現並不明顯。台灣史學家逯耀東先生的專著《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曆程》中有三篇文章（《導言》《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北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著重探討北魏遷都的問題。[3]他在《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指出：
孝文帝決定定都洛陽的計劃，是很突然而機密的，甚至於連當時被視為左右手的元澄、李沖事先都不知道，所以，定都洛陽與全身披掛準備發兵南征策略的製定，很顯然出於另外一批人之手，後來張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參遷都之謀”而晉爵。這幕戲劇性的演出，很可能是由他們在幕後製作的。同時，也可以證明孝文帝的遷都計劃不僅在平城，受到保守勢力的堅決反對，即使離開平城到洛陽以後，仍然不能獲得全體的支持……[4]
逯耀東先生的見解是深刻的。孝文帝遷都的想法可能在心中思謀已久，但是具體的計劃隻能在文明太皇太後去世以後盤算，因為這一舉動與文明太皇太後生前的執政方略是違背的。文明太皇太後生前絕不會有遷都的念頭，我們隻需從她將自己的陵墓建在平城北郊方山之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文明太皇太後死於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與太和十七年十月孝文帝發布遷都詔書之時僅僅相隔三年。短短的三年之間，竟然要在關於國都的位置這樣重大問題的方略上做出根本性的改革，確實顯得極為倉促，給人以“突然而機密”的感覺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