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荷蘭公使的歐登科在其回憶錄中對比了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北京。
1894年的北京有“看起來沒有盡頭的又寬又直的大道，道路兩旁是平房。綠樹偶爾從房頂上探出來，往遠處眺望，可以看見柔和的藍色天際線。大道中間的部分高於兩邊，但最多隻能兩輛二輪車在塵土飛揚中並排通過。大道兩邊的部分大約比中間低兩英尺，布滿了又髒又臭的死水窪或爛泥坑。在大道與路旁的房屋之間，僅留有狹窄的人行道，而映入眼簾的是林林總總的貨攤、搭建的棚子或吃飯喝茶用的長桌子，垃圾在這兒堆積，各色吃食也在這兒販賣。也是在這兒，說書人對著嘴巴微張、聽得入迷的人講關於愛和忠心、勇氣與神秘的故事……在這兒，人們仿佛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找不到一絲歐洲的痕跡”。
而1938年的北平則“完全變了樣子，街道變化太大以致於很難想象它們44年前的樣子。……所有的商店都進行了現代化改造，裝上了大大的玻璃窗子，房子也重建成西式或半西式風格。道路被修整得很平坦，也鋪上了碎石。死水窪不見了，貨攤和帳篷遵守嚴格的規章被清除了。穿著西式製服的警察指揮著交通，驢車也被汗水淋漓的車夫所拉的人力車、小馬車和成千上萬的汽車取代”[53]。
圖6.4 1900年左右的崇文門大街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東交民巷使館區剛剛建起來的時候，很多老北京人覺得它很突兀，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份“突兀”感逐漸消失，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人們“習慣成自然”，而是因為北京其他城區的市政設施也日趨現代化，東交民巷也就和整個城市“融為一體”了。
一、“破”和“立”
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和《辛醜條約》的簽訂，對於東交民巷使館區和北京市政建設來說，都是一個轉折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