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時期，北京歐美社區並不是靜止的。從社區整體來看，人口的流出與流入持續發生，表現在人口數量上的不斷變化，這在上文中已有論述。但是，這個社區的人口，在一定時間段內，又具有相對穩定性。根據筆者對1921—1927年外國人租賃房屋情況的統計，共有外國人租房1740人次，實為1206人[61]，其中27%的人登記租房兩次或兩次以上（見表1.27），並且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續租原來的房子或租住原來房子的附近。例如，法國醫院（St.Michel Hospital）醫士、法國人高司登，從1922年12月至1927年，一直住在蘇州胡同；而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經理、德國人海斯洛波1921年9月至1925年都在東堂子胡同居住。北京警察廳規定，外國人租賃房屋時訂立的“租房年限”，最多為3年，到期可續訂。而1740租房人次的租房年限平均為2.23年。
表1.27 1921—1927年外國人租賃房屋次數分析表[62]
北京歐美社區內部的人口流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日常的居住地與工作地點之間的人口流動。前文已經分析，民國時期北京歐美人士集中居住於東交民巷及其附近的區域。一部分人工作地與居住地很近，如公使、領事、守衛兵士、樓在，下設店樓上居住的商人，等等。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其居住地與工作地間難免有一段距離，於是形成了日常的人口流動。比如，大概有100多名使館工作人員或使館衛隊成員、70多名外國銀行工作人員住在使館區外[63]，而他們在工作日必須到使館區上班。
二是季節性的外出旅遊度假形成的人口流動。夏季，在京的歐美人士普遍流行到西山、北戴河或山海關等地避暑，以致北京城區的歐美社區人口出現暫時性外流。
三是避難性質的人口流動。在京歐美僑民要躲避的“難”大約分為動亂和時疫兩種。民國時期的中國局勢動亂頻繁，為了避免在北京當地的動亂中受傷害，許多外國人選擇暫時進入使館區或遷至天津避難，各國使館也會在必要時給本國僑民發出進入使館區避難的通知。比如，1917年7月，張勳複辟，各軍閥派係之間槍戰不斷，“恐慌的外國人紛紛開著車子躲進使館區，尤其是法國人，還帶著外國女難民”[64]。而為了躲避流行的疫病，避免與中國人接觸，外國人通常也會暫時住進使館區，1911年春在東北盛行的鼠疫南下，連“北京外圍地方的外國人都擠到使館區避難”[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