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留居日本期間，留下了大量佚文、散劄，藏庋各處。在日本友人的協助下，此次搜集到一些函劄、筆談及其他文獻資料。
函劄、筆談
康有為、梁啟超函劄留存在日本的，有的已經公開，如《日本外交文書》《伊藤博文關係文書》《近衛篤麿日記》《續對支回顧錄》均有收錄。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叢刊》第二輯也發表了《辛亥以前康有為、梁啟超致柏原文太郎等十三封信》。另外還有許多未公開的，或散存在文書、檔案中，或刊載在當時的報紙上。尤以政變發生，初抵日本時諸函最為重要。如1898年11月6日梁啟超致大阪日清協會山本梅崖書，載同年11月20日《台灣日日新報》，函中有雲：
弟等為呂、武、操、莽所不容，空拳徒張，寸心未死，忍留七尺，來哭秦庭。適值貴邦政海翻瀾，朝士洶洶，洵莫能執咎。事機迅逝，後此難追。既為敝邦痛，抑亦為貴邦惜也。竊察貴邦人士頗有畏露如虎之心，仆以為露之為東方患，雖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東方欲自保獨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幾尚可以之〔止〕之，則今日正其時也。及今所〔不〕圖，數年之後，豈複有圖之之時哉！仆甚不解貴政府之徘徊瞻顧者，將欲何待也。敝邦雖孱矣，然一二年來，南部諸省，民氣奮發，智力開張，頗異疇昔，以湘擬長，以粵擬薩，未敢多讓也。願〔顧〕貴邦三十年前外患未迫，故僅擴國內之力而即可成。敝邦今日敵氛四張，非借友邦之助而難奏效，是則所以深望於貴邦者耳。
函中可以看出，梁啟超等對帝俄擴張的野心十分憤恨，但又對日本存有幻想。查政變前，伊藤博文來華，康有為曾訪伊藤於日使署，請其“維持東方時局”，於覲見光緒時“進而教之”。並請向慈禧“剴切陳說”，以使“回心轉意”[17]。政變發生，康流亡日本，梁啟超又於9月27日上書伊藤博文、林權助，謂據《國聞報》載，慈禧諭稱光緒病重，他以為“寡君之生死，敝國存亡之所係，而敝國之存亡，又東方大局之所係也。今者強俄眈眈，視東方諸邦已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國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無可冀者”[18]。此函又說：“非借友邦之助而難奏效。”把中國的存亡，係之光緒一人，甚至想請伊藤“幹預內政”，借以“維持”，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看到南方“民氣奮發”，又隻是“以湘擬長，以粵擬薩”，還是想有長洲、薩摩諸藩那樣的人，完成“尊王攘夷”的“維新大業”，隻是不久在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接觸後，梁啟超的思想才一度轉變。這封信，無疑對研究政變後康、梁的政治活動和思想演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