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3日至1984年5月2日，我應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到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講學和研究，其間，也曾到過京都和神戶。本書中的《中國近代經學的特點》，就是根據島田虔次教授的建議，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文學部中國哲學史研究室講述的。
本書第一部分收錄拙文十篇，其中有旅日期間的講稿五篇，即《中國近代經學的特點》《戊戌變法與康有為》《辛亥革命與章太炎》《中國近代史研究近況》《資料的鑒別和整理》，其餘則是東京大學近藤邦康教授從我過去發表的論文中選錄出來的。
20世紀40年代，我專攻中國經學史。新中國成立後，轉治中國近代史。由於自己對經學史的資料比較熟悉，於是由今文經學研究康有為，由古文經學研究章太炎，企圖從這兩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討中國傳統經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關係。近藤邦康教授了解我的治學經曆，所以在東京所講，也主要在這些方麵。
我認為，中國是長期的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性質發生變化，但作為中國封建文化主體的經學傳統地位沒有變，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在社會上也有著深刻影響。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史，對傳統經學進行剖析，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就今文經學來說，講“微言大義”，講“通經致用”，本來和政治的關係比較密切。當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封建社會開始解體的時候，龔自珍深感“亂亦竟不遠矣”（《乙丙之際箸議》第九），提出了“更法”論，魏源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他們利用今文“三統”“三世”以言因革損益。等到中法戰爭以後，民族危機嚴重，康有為改造今文經學，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衝**了封建傳統，灌注了“西學”內容，顯示了新的時代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