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是我在旅居日本期間搜集整理的近代史料、調查訪問、講課記錄的結集，以及由此寫出的一些論文、劄記，共分四卷。
卷一收錄論文十一篇。
《伊藤來華和戊戌政變》，主要論述伊藤博文和戊戌政變的關係。查伊藤博文於1898年9月來華，9月20日，覲見光緒帝，第二天就發生政變。他的來華和政變發生有無關係，過去還缺乏專文討論。我認為，康有為主張仿效日本，變法維新，而伊藤博文正是明治維新事業的助成者，他的來華，資產階級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緒見到伊藤表示“快慰”，伊藤對中國的維新運動也表示“垂注”。然而，伊藤的意向，光緒的動態，又引起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的猜忌，促使後黨發難，加速了政變的步伐，終於在伊藤覲見的次日發生政變。因此，他的來華，和政變發生有著直接關係。
《關於戊戌政變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刊錄了《詭謀直紀》全文，確認它是畢永年的手筆，是政變前夕改良派密謀的原始記錄。他們認為袁世凱“可用”，想叫畢永年“往袁幕中為參謀”，“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畢永年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並“盡以密謀告袁”。從而論述袁世凱告密一事，無可懷疑。
《關於光緒“密詔”諸問題》一文，對“密詔”的來源、露布及刊發中的變動進行考核，認為“密詔”曾經過康有為的改篡。由於第一道“密詔”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的話語，康有為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奉詔”。第二道“密詔”最初發表時隻有“迅速出外”，這個“出外”，對照當天光緒公開發出的明諭，是“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出外”是叫他離開北京。後來康有為加成“出外國求救”，這樣，兩個“密詔”便成為“奉詔求救”的根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