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指出：
（線性曆史觀）認為曆史發展是線性的、有意誌的、導向某一個目標的，或是向上的、不會重複的、前進而不逆轉的。[1]
西方傳統中，線性曆史觀（linear history）源於猶太—基督教思想，最為集中的描述見於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放寬視野，線性曆史觀並非西方的特產，亦是中國久已有之的老觀念。古老的天命論與正統論，可以說是本土版的線性曆史觀。隻是古人心目中，隨時間流逝而來的未必全是進化或前進，還包含了循環乃至退化，但曆史書寫的終點無疑是在當朝。這一觀念的係統表達首推司馬遷的《史記》，尤其是其中的本紀與年表。此後，曆代正史幾無例外都是如此。升級版的線性曆史觀與近代引入的西方思想直接相連，特別是西方近代進化論與啟蒙思想。晚清以來，這種史觀對中國學界、思想界乃至普通人影響甚為深遠。[2]
遺憾的是，這樣一種觀念，迄至今日，雖已有學者做過深入剖析，指出其弊端，但在具體研究上，可以說，不自覺中依然左右著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尤其是很多成果往往包裹著厚厚的實證外衣，不仔細剖析，難以辨清深藏其下的線性曆史觀內核，更需要反思和警覺。
隱性“線性曆史觀”支配下的實證研究，表麵看不到“規律”與“必然”，卻並未從根本上與其決裂，以追求“曆史線索”及“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頭換麵，暗中將“規律”與“必然性”招回學術殿堂。這樣的研究，仔細分析其標題、史料的選用與剪裁、史料與史料的拚接、引證與敘述安排，還是可以捕捉到貫穿其中的線性史觀。
田餘慶先生對東晉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不少章節的標題就有體現，如“門閥政治的終場與太原王氏”、“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以及“後論”中的“門閥政治——皇權政治的變態”與“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這些標題，便是在利用今人的認知優勢（換個角度講，則是脫離了曆史現場感的劣勢），從結局的角度為門閥政治定性，進而依據這一定性來反觀其如何形成、發展與結束，忽略或壓製了其間看似與此後見之明不相關的事實，使其對門閥政治形成過程的分析成為“線性曆史觀”的曲折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