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西漢二百餘年的曆史，與皇帝建立信—任型關係的臣下，代不乏人，其中很多皇帝在位期間還有多寡不一的寵臣與佞幸，盡管這種關係是過程中的一環，難以長存，不斷經曆立、廢的循環。且此關係並非封閉的，還有更多的人希望與皇帝建立此種關係，采取種種辦法接近皇帝。針對這種普遍與長期存在的關係，有三點值得關注：
其一，從臣下角度看，與皇帝建立這種關係的目的並非都是為了謀求政治上的權勢，當然見於記載的多數人熱衷於此，例外亦不少。這些臣子是否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與個人的性情、時局、皇帝的地位分不開，並非全都會成為搬弄權勢、控製朝政的權臣。文帝時的鄧通；惠帝時的周仁；武帝初的韓嫣、韓說兄弟，李延年、衛青；哀帝時的董賢等人便是如此。《漢書·佞幸傳》：
（鄧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93/3722-3723）
鄧通與文帝一朝的統治，無甚幹係。亦不曾推薦賢能，隻是傾心取悅於文帝個人而已。《漢書·周仁傳》：
仁為人陰重不泄……上（景帝）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46/2203）
景帝與周仁的關係可不一般，“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親近程度，西漢兩百年，無人能出其右。即便如此，班固看來，他也還算不上寵臣，應與他不卷入朝廷人事，亦不接受賞賜與賄賂，潔身自好，處事低調有關。周仁為人與同受景帝信任的晁錯反差明顯，不易招致人忌恨。恐正是因此，武帝即位後，猶得善終，子孫鹹至大官。晁錯則因處理諸侯國上欲有所作為，招致不滿，東市問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