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研究均為進一步分析君臣關係提供了便利。不過，必須指出，揭示與研究當時臣下內在類別，向展示君臣關係的多樣性前進了一大步，但是，這些研究與其他關注官僚群體的研究一樣，依然采用了“實體性分析”的思路，即將“宦皇帝者”“從官”或“近臣”等作為一個邊界明晰、具有相同特質的獨立群體加以分析，忽視了他們依存於特定皇帝的橫向“關係性”。如此觀察等於遮蔽掉了這類臣子的關鍵特性，同時亦泯滅了其內部可能的矛盾衝突，更難以展現這種關係與西漢具體曆史之間多維的勾連，需要補充新的觀察方式。
表麵看來，這種思路與時人通常的觀察並無扞格。當時身處宮外者眼中，能出入宮禁的少數乃高人一等的另類，名為“宿衛”或“近臣”。析言之，這部分人能出入宮禁，原因實不相同。多數是因身為從官，職責所在（製度上的近臣），另外則是受皇帝器重，恩寵有加（心理或情感上的近臣）。兩者會有重疊，分別亦明顯，不加辨析，渾歸一類，消泯了其中的差異，進而模糊了視線。入手之初，我們先要擺脫“上帝之眼”的全能視角和當時從宮外透視的立場，轉換成自皇帝角度來觀察。細繹之，正史的《佞幸傳》《恩幸傳》便別具一格，值得我們認真傾聽與留意。
正史中共有十一史為這類人物立傳，《史記·佞幸列傳》最早，最晚則是《明史·佞幸傳》，又有名為《恩幸傳》的。名列其中者曆來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備受史家與讀者的嘲弄與抨擊。拋開飽含褒貶的道德言詞，冷靜觀察，廁身其中者，均因與當朝皇帝關係非同一般而入選。其他的類傳，往往是因為出身（如儒林、宦者、文苑、宗室）或行事（如循吏、酷吏、遊俠、黨錮、列女、孝義、方術、逸民）相同。這一點上，《外戚傳》《皇後紀》與之有些相近，不過，外戚因與皇帝聯姻而獲得了一種相對確定的身份，並可以繼承，實際也帶有某種出身的印記[31]，因此，可以說某人是外戚出身，如王莽，但很難說某人是佞幸出身。《佞幸傳》所載均是史家認定的與某些皇帝關係非同尋常的臣子，且不拘出身。若論出身，《漢書·佞幸傳》的傳主並不相同，具體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