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借用這些書寫上的“記號”（它們與被書寫者實際活動間的關係並非絕對一一對應，部分可能存在重疊交叉，或互換，帶有一定的模式性），還有門籍，可以確證當時在一般的君臣關係之上，還存在著君主與少數臣子之間更為親近的關係，其基本特點是基於君臣之間的“信—任”，因此，稱為“信—任型君臣關係”。
上引諸人有部分收入《佞幸傳》，論與當朝皇帝關係近密程度，細繹傳文，入《佞幸傳》者確實要比其餘諸人更甚，雖然我們無法給出一種可以度量的恩寵係數。針對某些問題而言，似乎需要再在信—任型君臣關係之中劃分出更細的類別，以彰顯其中的程度之別。
不過，區分上述兩種君臣關係應是最具有關鍵意義的。禮儀型君臣關係基本體現在朝會、拜謁儀式上，以及往來文書的稱臣稱名上，君臣之間並不一定存在雙方的熟識與感情；信—任型君臣關係的基礎則是雙方的熟識與信賴。當然，感情的深淺還會有別，少數屬於關係極為密切的寵臣佞幸，被史家列入《佞幸傳》。如若再加區分，依班固描述，有些皇帝治下並無寵臣，如景帝、昭帝與宣帝朝[44]。若從親信的角度看，各朝皆有（見書末附錄二），將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曆史現象加以分析，也就具備了牢靠的基礎與充分的理由。
還要看到，司馬遷與班固是今人了解西漢無法跨越的憑依，觀察、分析上述關係及其作用亦是如此，他們至少模糊意識到生活中信—任型關係的存在，對“寵”則感受頗深。司馬遷晚年受宮刑後任“中書令”，在班固看來，甚至一度有受寵的經曆。兩人分別在史書中設立了“佞幸傳”。當然，這些均非他們記述的焦點，亦無從驗證他們是否將寵臣與親信網羅無遺，實際也不可能，且他們對這類臣子的敘述詳略懸殊，左右了今人認識佞幸的程度，此其一。其二，這種關係涉及個人之間的感受，縱有外在的標誌，人去事謝，史家基於時人的觀察感受而生的記述難言確鑿無誤。其三，時人亦是外人、旁人，對關係的體認、把握亦不會全然一致，更不用說，關係本身並非恒久不變。[45]幾重濾鏡疊加，生於二千餘年後的今人再去辨別此一關係更是難免紛紜。[46]不過，較之何人當納入，更為切要的是，這一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即是否各朝均存在該關係？這涉及如何為此現象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