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作為西方哲學主流的知性主義(intellectualist)哲學家們對人、特別是對人的主觀精神世界進行的探討和研究而言,自蘇格拉底通過援引古希臘德爾斐神殿石柱之上的名言“認識你自己(gnothi seauton)”而開其先河以來,曆代哲學家已經進行過大量的、具有學統性相繼關係的研究——概括起來,這種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麵[1]:
第一,對作為這種主觀精神世界而存在的所謂“意識”“心靈”等對象進行的抽象的形式化探討和研究,它以笛卡爾所肇“ ”(philosophy of mind)始的心靈哲學 研究及其諸多後繼者為主體部分[2],經曆了一個由當初抽象的哲學思辨出發,逐步走向今天的多學科綜合性具體研究、由當初的學術支流逐步成為今天的主要學術熱點之一的過程。
第二,對作為這種主觀精神世界的一種主要官能的“認識”進行的知性主義探討和研究,亦即人們通常所謂的“認識論研究”和“知識論研究”,顯然構成了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上半葉之前的全部發展過程的主體部分,甚至至今仍作為其哲學研究的主流而存在。不過,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它也相繼出現了由早期的“本體論”研究出發,經由近代以來的“認識論”而進一步向“語言學”,甚至在當代走向“後現代主義”的一再“轉向”。
不過,如果從曆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理論高度出發,進一步仔細審視一下這兩種研究的當代發展態勢,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處於西方哲學發展的主導地位的“認識論”哲學抑或“意識哲學”研究,逐步通過“語言學轉向”、社會哲學轉向,乃至通過“後現代主義轉向”,從各種角度出發、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走向強調主體性並具有動態生成過程的本質特征的現實社會生活的時候[3],本來因為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心靈”所具有的全麵性而理所當然地涉及人的社會現實性,因而有可能更加直接地麵對和研究現實社會生活的大多數心靈哲學家們,卻仍然一如既往地堅信,隻有以自然科學那隻擅長研究物的研究模式來對待人的心靈,也就是說,隻有依然通過盡心竭力地借助於與現實社會世界沒有任何實質性關聯的神經生理學、腦科學、認知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自然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過程中盡可能嚴格地“使心靈自然化”,才能徹底破解究竟如何確定“心靈在自然之中的位置”這道“難題”[4]。不過,這樣一來,他們卻又幾乎都因為一方麵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缺乏,或者說沒有堅持徹底的哲學批判反思精神,另一方麵在被研究對象上因為完全忽略該研究對象的主觀維度和社會維度,在麵臨著所謂存在於被認識對象的本質內容和認識者的相應經驗之間的、難以逾越的“鴻溝”的時候一籌莫展,因而實際上使心靈哲學研究變成了既不“心靈”,又不“哲學”的“心靈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