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德國在人類曆史上塗抹了濃重的一筆。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後，納粹運動就逐漸膨脹，納粹黨從一個微不足道的國會小黨，先後躍升為國會第二大黨和第一大黨，最後，黨魁希特勒登上總理寶座，開始了整個國家的“納粹化”進程。在納粹黨改造德國的過程中，固然讓世人看到了經濟危機逐漸緩解、工人就業率不斷上升的“美景”，但是也讓人通過國會大廈的熊熊烈火，體會到納粹分子對政治異見者的凶狠。尤其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反猶狂潮，讓無緣躋身於“優等種族”的各地民眾，常常感到不寒而栗。納粹德國邁出擴張的步伐後，世界時常為之震顫。“慕尼黑叛賣”剛剛平息，1939年的大國外交博弈又登上曆史舞台。當世人還在為波蘭戰場上的“閃擊戰”驚歎時，陸軍大國法國交戰6周即敗降，又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納粹德國隨後閃擊蘇聯，初期進展順利，但實質踏上了一條不歸路。最後，納粹德國被推上了曆史的審判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納粹運動並沒有因此在德國絕跡。如果說戰後初期還緣於殘存的納粹分子在苟延殘喘、垂死掙紮的話，那當今還在德國土地上活動的新納粹分子，無疑是新時代的產物。這些人的身份和動機，自然會引起世人的關注。
在國人了解德國納粹黨和納粹政權的過程中，威廉·夏伊勒撰寫的暢銷書《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曾經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特殊條件下，該書在國人的心目中，既是了解納粹德國的啟蒙讀物，又被看作是深度解讀這個國家的百科全書。然而，該書盡管首次出版於1961年（當年英國學者A·J·P·泰勒出版了“修正學派”的開山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其學術觀點卻基本上沿襲了“正統學派”的看法。“正統學派”與“修正學派”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問題上，但是這場爭論產生了明顯的“溢出”效應，即推動學者在研究納粹德國內部的問題時，也采取相對中肯的態度與立場。其實，不少影視作品在對希特勒作好萊塢式的誇張表演，尤其是把他演成一個舉止怪異的小醜時，同時也在不自覺地貶損當時的德國民眾，因為正是他們，先把選票投給了小醜領導的政黨，把他捧上台，以後又自覺地充當小醜的順民。所幸的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國際學術界日益認真、嚴肅地對待法西斯問題，從具體的史料出發，進行實證研究。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研究工作出現新的**，將研究成果進行一定的抽象，上升到理論，並展開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近年來，國外學界出現了不少對納粹德國各個不同領域作深度探索的研究成果，推動研究工作不斷細化和深化。在我國，20世紀30年代時由於各種原因，不少人對法西斯產生過興趣，翻譯和編著了一些有關法西斯問題的書籍。從抗戰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出於對法西斯強盜的痛恨，學術界基本上把法西斯作為惡魔來揭露和批判。改革開放以後，在科學研究的春天裏，我國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所長朱庭光研究員的帶領下，在我國世界史學界學術領頭人齊世榮教授直接指導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合作攻關，開展法西斯問題研究，先後出版了《法西斯新論》和《法西斯體製研究》，對法西斯問題提出了中國學者的看法。在這以後，包括研究生在內的老中青各代學者繼續努力，力圖把研究工作繼續細化和深化。這本小冊子，就試圖在充分利用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向我國讀者展示關於德國納粹運動和納粹專政的全貌和部分有用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