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餘年來，敦煌學界普遍思索“敦煌學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未來敦煌學的發展出路何在？在資料刊布基本完成的21世紀，敦煌學還會是學術新潮流嗎？尤其是進入21世紀，敦煌學在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該如何轉型？對於這些問題，學界從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盡管目前尚未達成共識[1]，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讓敦煌學回歸各學科”，敦煌學的發展趨向應當是從文獻研究轉向曆史學研究。
當然，“從文獻到曆史”的研究路徑並不排斥文獻的調查、刊布、整理與考訂。相反，敦煌文獻的整理、校錄及相關的定名、定性和定年工作是開掘“新材料”社會曆史文化信息的第一步，因而對於中古史研究而言同樣重要。盡管目前，隨著《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和《敦煌秘笈》的刊布，敦煌吐魯番文獻的調查與刊布接近尾聲。但是，正如王素教授所言：“中國的博物館、圖書館為數不少，世界的博物館、圖書館為數更加眾多，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調查和搜尋可以說還遠遠沒有窮盡，實際上還有很多工作可做。”[2]因此，對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全麵調查，特別是那些長期以來秘而不宣的公私藏品的著錄，仍將是未來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事實上，“從文獻到曆史”的研究路徑客觀上還對“新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年敦煌學的發展曆程中，傳統學科的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敦煌資料對於中古社會“百科全書”式的意義已昭然若揭，融會性和共通性的價值得到了學者的廣泛認可。原來分類整理、運用的材料處理方式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深度和廣度往往不夠，因而製約了有關問題的深入研究，也影響了對敦煌資料整體價值的判定。因此，在全麵探討中古社會的過程中，原來的社會經濟文獻資料已顯得力不從心，於是那些隸屬文學範疇的變文、詩賦、小說，隸屬佛教領域的疑偽經、釋門偈讚和願文，乃至那些隸屬陰陽術數的卜法、祿命、宅經、雜占等，都是探討中古社會生活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