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濟急善會中專司函電的任錫汾，於庚子救援後曾在上盛宣懷稟中，對東南濟急善會所收捐款用以救濟京官的方式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大致係分三端：一曰公濟，就各處來款內由在事各人公同商酌，函請李文忠幕府將匯往之款交給取具得款之人，收條寄滬備查，為各省被難京官，並□無在外同鄉捐助，及李文忠所需掩埋等經費之類；其一曰指濟，就各省來款內，指定助濟某省某府某縣京官，□照其來意，函請文忠幕府轉告某省某府某縣京官，囑其推舉首領取款分給之類；其一曰專濟，各省來款均附來函，專寄京官某人者，□即為轉寄之類。[141]
《東南濟急善會開辦大略章程四條》中，第二條“現在在京之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紳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應接濟，即請各該省公舉一人經理，酌量人數勻濟”，與任錫汾所言“公濟”頗為類似，但亦有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公濟”除了勻濟京官金錢之外，還包括雇傭車船送京官南下的費用以及“散米、施衣、煮粥、贈贐、掩骼等費”[142]。“指濟”是最切合“各省同鄉濟各省同鄉”之本意的救濟方式，此種救濟方式也是庚子救援中運用得最為廣泛的一種救援形式。“專濟”則是《戴鴻慈奏稿》中所謂“各人各家親友之相賑”。在東南濟急善會對其“開辦大略章程”所作的補充說明中，便特別提到這一點：“至各省同人，如有專款濟其親友者，請將在京住址詳細開示，不論多少均可代寄。”[143]“專濟”是庚子救援之“造端”，也是“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濟”的基礎。
在上海致北京的第二號公函中，便出現“專濟”要求：“至前項銀兩中，有宋養初給諫之世兄，托匯京平足銀二百兩，即請照數提出，連同家信一並探交。”[144]近水樓台先得月，救援之初“專濟”要求的提出者多為東南濟急善會的主持者。如在《濟急第三號公函》中，任錫汾、施則敬均向北京同事表達了各自的“專濟”要求：“弟汾堂兄順天差委候補知縣任令汝霖號鐵君，向在弟宣處辦理文案，現在京需次，家有老母，懸望不置，該令樸誠，耐勞可用。弟汾又有至親，順天籍丁憂編修徐仁鏡號瑩甫，因乃翁之事羈留在京。此兩人蹤跡情形，現已不知如何，遙揣恐皆在必需接濟之列，應請江蘇同鄉酌辦，附任、徐家信兩封”；“弟則敬有乙亥座師前禮部尚書奎星齋夫子之世兄寶鼎臣部郎銘、寶瑞臣大史熙，向住東華門外大甜水井，附函一件，並乞探明代送規銀一百兩，仍即取寄收條，該款即由弟則敬於下批解還”。[145]盛宣懷則在閏八月十六日致楊文駿的私人信函中表示：“惲薇孫四百兩望代付，姚頌虞亦請先付四百兩。”惲薇蓀即惲毓鼎，其五伯惲祖翼與盛宣懷關係密切，姚頌虞即姚賡韶，為盛宣懷之婿。[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