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及疆吏與庚子救援的關係，首先便不得不提到李鴻章。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沒有李鴻章的支持或力推，就不一定會有這場庚子年的救援行動。陸樹藩等成立救濟善會，嚴信厚等成立濟急善局，盛宣懷等組織東南濟急善會，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支持乃至命令有關。東南濟急善會在北京的辦事處所幹脆就設在李鴻章下榻的賢良寺，主持北京工作的楊文駿等人則是跟隨李鴻章庚子議和的幕府人員。盛宣懷、楊文駿、陸樹藩等還隨時將救援進展狀況向李鴻章匯報，在上海致北京的九號公函中，幾乎每號公函都會特別強調“並乞代陳傅相”。李鴻章有時也會直接指示盛宣懷等進行某項具體的救援工作，如應陳夔龍之請求，在上海“趕辦棉衣褲”五千套運至京城，等等。
李鴻章對於庚子救援更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在於無論是陸樹藩等人的救濟善會，還是嚴信厚等人的濟急善局，抑或盛宣懷等人的東南濟急善會，都是將李鴻章作為招牌，來爭取捐款和救援行動的順利進行。陸樹藩在致上海救濟善會的公函中對此有明確表示：“樹藩在此，隻得相機行事，與華人辦事則依賴中堂，與洋人辦事則昌言善舉耳。”[180]嚴信厚等在《濟急善局公啟》中亦明確表示，善局乃“奉合肥相國麵諭”而成立。東南濟急善會宣告成立後，盛宣懷等人發送“東南各省同人公電”，號召各省捐款，電文中亦特別提及李鴻章：
各局譯送製台、撫台、河台、漕台、提台、鎮台、藩臬運道台、各局所、各統領、各商號領、各商號均鑒：現尚在京之各省官紳商民，百物**然，一籌莫展，苟延旦夕，急切望援。宣懷因與肇熙、錫汾、官應、信厚、元濟、樹藩、廷杲、則敬、裕福等，在上海中國通商銀行內議設救急之法。懇由李傅相照會駐京各使，在京設局，由各省同鄉經理。現先籌款，隨後設法運糧，均請傅相轉交。如藉眾擎，得以推廣，自官紳以迄商民，自京城以迄畿輔，務期盡力救濟，乞即設法勸助。各省同誌有專款寄其親友者，亦可代寄。除將辦法章程函達外，特先電懇酌助，感禱。宣懷叩。文。[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