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已經有人意識到，在衝繩的史學中，將初期的王族稱為“天孫氏”是始於《中山世鑒》以及同一作者的其他著作的。這比島津氏進入衝繩又晚了四十多年。在這期間，官方的信仰也發生了若幹變化，一方麵有關前代日本的知識有所發展，另一方麵眼下也有政治上的必要性，總之推算出天孫氏二十五代共17802年這個數字，是超越了單純的古傳祖述的一種大膽的判斷。《世譜》以下的後代史書不僅積極繼承這一成果，本國學者率先一致認為應當將其向外部傳播，緊接著，清朝的冊封使人也爭先恐後地對其進行認可並開展傳播活動，因此，這一知識“羽翼漸豐”，最終成為了一個不可動搖的公認說法。著名的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53]問世時，恰逢在琉球國舉行雍正九年（1731）的朝堂會議，因此受到了極大重視，其文本一直保存到今天。若事實真如這個傳說那樣，那麽為何在王族的國家寺廟中，是舜天王的牌位被供奉在中尊的位置，而不是比其早上二十五世的天孫氏呢？這個問題頗令當權者苦惱，最終，麵對之前的江戶幕府的疑問，其答複是源為朝之子舜天王才是最初的大王，因此並不需要更改。帶著這種出於個人感情的論調，這一決定代代相傳，另一方麵天孫氏的稱號繼續被頻繁使用。今天看來，這正是一種為追蹤信仰變化的足跡提供線索的十分難得且珍貴的史料。
“amamikyu”和“sinerikyu”分別是一男一女的名字，在這個國家尚未有人居住的時候，有三位從天而降的孩子誕生了。關於這一事件，袋中的《神道記》中已經有所敘述，這比《中山世鑒》還要早上約五十年。《omoro》中有名的“由過去開始”一篇至少比《神道記》年代還要久遠，但是卻沒有充分地汲取其含義，隻是依據此後出現的若幹散文筆記來推測其或許在講述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說，關於它的解釋說明是隨後才出現的。我們必須承認，《omoro》並不能算作所謂的敘事詩。無論是聽者還是歌者，若要從那些試圖對共同熟知的某些事情表達深刻的感慨與讚歎的字裏行間窺探那些自然而然在心靈深處所感知的意識，即使並未抱有某個特定的目標，當世間種種情態發生變化，理解也會發生偏差，有時反而會離真相越來越遠。對於從事古典文獻注釋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容易陷入的陷阱，而我們必須小心預防並探討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