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斯曼的文化記憶著述中，如果說《回憶空間》是令人折服的“厚重”之作的話，《記憶中的曆史》則讓人有一種掩卷後的“沉重”感。後者看似薄薄的小書，實則討論了戰後德國人如何麵對內在化的納粹曆史的大問題。要深化理解該問題，實有必要讀讀阿斯曼題為《德國人的心靈創傷？——在回憶與忘卻之間的集體責任》的長文。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經說過，個人不可能不負有國家的和民族的責任，除非這個人是國際難民或無國籍者。[7]雖然，戰後納粹的曆史業已翻過一頁，但以記憶的方式沉潛於德國人——個體、世代、家庭、公共領域之中，並且影響到德國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阿斯曼認為這是一種罪責意識作用的結果，她謹慎地使用了加問號的“心靈創傷”（Trauma）一詞。
“心靈創傷”原本是醫學上的概念，現在成為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每每言及的主導性概念，用於研究曆史上的集體苦難。阿斯曼指出，心靈創傷本是一種被遮蔽的回憶，但是它並沒有被納入意識之中，而是被安置在地下的屍骨洞穴裏，因此，當被喚起時，亢奮狀態會長時間持續並有擴散之勢。就德國人來說，這種創傷是1945年戰敗後深藏在意識之中的對於戰爭罪責的自卑情結。阿斯曼以冷峻的筆觸展現了戰後德國人圍繞“集體責任”（Kollektivschuld）的各種言說，紐倫堡審判沒有涉及“集體責任”，但曆史蓋棺論定後，德國人自覺地成為戰爭罪責的繼承者，有的直呼“我們的恥辱盡皆暴露在世人的眼中”，有的麵對被展示的納粹犯罪，強烈地感受到“這就是你們的罪責”，有的認為“雖然不允許沉默，但還是不能說”，有的感覺“喚不起良心的聲音”，有的說“這讓我永遠不得翻身”等，人們以各種方式體驗著集體責任。[8]從《記憶中的曆史》中，讀者也不難看到這種罪責意識在不同世代中所引起的裂痕，在家庭中所掀起的陣痛，在建築物和媒介等表象空間上所呈現的錯雜。其實，正如阿斯曼所說，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對罪責概念做過嚴格的區分，絕大多數德國人完全可以從“集體責任”的創傷中解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