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成立，封建製度被推翻，但這並不意味著封建社會的一切痕跡都清除殆盡，某些封建殘餘依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於民眾的生活當中，而“尤以舊日世族遺老，及今偉人政客富商大賈等，奉行不懈”[1]。當然，蓄婢情況在城市和鄉村有所不同，同時城市與城市之間也有差異。
一、蓄婢家庭的職業、身份
就北京而言，它既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國都和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自然匯集了大批政府官員、技術人員等。在清末民初開始近代化的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職業。科技教育的發展，使北京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科技、教育的人員，此外還有大批新聞出版界人士、科技界人士等。因此蓄婢家庭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表2.1是對民國時期北京地區蓄婢家庭職業狀況所做的統計。
表2.1 1912—1937年北京蓄婢家庭職業情況統計
縱觀表2.1，我們可以對蓄婢家庭的職業和身份地位做如下分析。
第一，蓄婢家庭中，就職於政府部門的，比例約為51.2%，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北京是一個官僚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士來北京謀求官職。據統計，在北京求官的人多達100000～125000人。[2]在他們謀得職位之後，大多會攜帶家眷在北京生活。民國前期，北京又是中央政府機關所在地，有大批高文化水準的官員和技術人員在這裏雲集。因此，就職於政府部門的蓄婢家庭中，有占據特殊地位的政府官員，如國務總理靳雲鵬[3]，稅務處督辦孫寶琦[4]，眾議院議員、財政部參事吳文瀚[5]，外交部秘書嚴鶴齡[6]，中華民國第一屆教育次長景耀月[7]等。這些特權階層，是北京居民中的高收入者。根據1912年10月16日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的規定，國務總理月薪1500元，各部總長月薪1000元；簡任官工資分為三級，月薪為400元至600元不等，級差100元；薦任官分為7級，月工資為200元至360元。[8]他們都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蓄養婢女。曹汝霖在回憶錄中也提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發生時，他的父親在一個婢女的陪侍下，正呆坐在屋前廊下，忽有一石塊對著他父親飛擲過來，“幸虧婢女將身一檔，打中背脊，腫痛了好幾天”[9]。這說明，民國時期，上層社會的家庭中蓄婢是很正常的、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