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在上海長大的學生，我對“縣”開始有所了解，是1968年作為知青到江西省新幹縣插隊落戶以後。
我們下放的生產隊，是一個隻有3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位於兩個小山之間。然後再由7個差不多大小的村莊組成大隊，其中地勢較為平坦、人戶稍多一點的村莊（40多戶）就成為大隊部的所在地。離我們大隊十多裏的地方有一個鎮，當時是公社所在地，除公社機關外，有一個供銷社，一所衛生院，一個中心小學。鎮上平時比較冷清，隻有逢五、逢十趕集的日子才熱鬧一點兒，農民會把自家平日省下的雞蛋、蔬菜之類拿到集市上出賣，換點現錢或買回急需的日用品。
離鎮再有十多裏的地方就是縣城。當時的新幹縣，隻是江西井岡山地區（今吉安市）所屬的一個小縣。整個縣城內隻有一個丁字街，街口麵臨省道的兩端分別立著百貨大樓和新幹飯店，主街的兩邊分布著各個機關，隻有不多的幾家小飯店、小商店。縣城雖不大，卻是當時全縣20多萬人的政治中心。每年春節過後農忙開始前，生產隊長都要到縣裏開四級幹部會，回來後再向社員傳達當年的生產與征購任務；每到農忙和收割季節，都有縣、社幹部下鄉，檢查督促各項任務的完成，同時也給予一定的指導。那時的縣，除了農機修配廠，沒有其他工業。縣的運作，更多是圍繞農業而展開，種糧、收糧、征購，構成年複一年的繁忙圖景。
正是下放的這幾年，才使我知道我們國家除了城市之外，更多的還是散布在每一個省的縣，以及組成縣的無數鄉鎮和村莊。縣，才是構成我們這個國家的細胞，是支撐城市運轉的基礎。
後來考入大學，離開了新幹，開始了曆史教學與研究生涯，但曾經生活過的“縣”始終是我心中的難以忘懷的情愫。縣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它是怎樣演變的？縣的組織和運作機製究竟是怎樣的？縣以下的基層社會組織在過去和現在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問題都在激發著我，想去尋找答案，想去進行研究，但都因其他研究課題的關係，遲遲沒有動手。十多年前研究晚清政治，閱讀資料時，發現其中竟有不少州縣的材料，我一一抄錄下來，不知不覺積累了好幾本。在完成晚清督撫政治的課題後，我決心將研究重心轉到州縣，但由於手頭資料很零散，一時竟不知從何處入手。此時，先後看到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和魏光奇所著的《官治與自治——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縣製》《有法與無法——清代的州縣製度及其運作》等書，我豁然開朗，開始對清代州縣製度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鑒於自己以往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晚清，於是我把對州縣的研究重點放到了清末州縣製度改革方麵。先是申請了一個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完成並發表了相關係列論文；結項後又以此為基礎，申請到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於是就有了現在的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