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開設“中國近代傳播史”本科生課程。為了準備這門新課程，我查閱了各種與傳播史有關的文獻資料，發現迄今尚無一本令人滿意的專門論述中國近代傳播史的論著。這就讓我萌生了寫作一本中國近代傳播史專書的衝動。想時容易做時難。首先，如何確定近代中國傳播史的研究範疇和曆史分期，就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傳播史的關鍵詞應該是“媒介”，而近代意義上的“傳播媒介”是歐洲工業革命的產物。到了19世紀，近代傳播技術隨著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和傳教士的宗教活動而向全世界迅速擴展開來。因此，近代中國的“傳播史”在時間上不能完全等同於中國史學界通常認定的“近代史分期”，也就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而應該按照傳播史的“全球史時間”來確定。
眾所周知，“現代報紙”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是近代中國傳播史上影響最大的“現代媒介”。著名報學史學者戈公振說，“我國現代報紙的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在這些“外人”中，1807年來華傳教的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對中國現代報紙的誕生具有奠基性的曆史作用。故而，本書是從1807年馬禮遜來華傳教說起。雖然馬禮遜來華的使命是傳播基督教新教，但是當他和同事米憐深入了解中國人的思想狀況和文明習慣之後，就認為“中國人民的智力深受政治的束縛，沉吟憔悴而無以自拔”，要讓中國人順利地接受基督教信仰，首要工作就是通過辦報來開啟民智。在200年前，馬禮遜和米憐等人就在中國發現了“傳播”、“政治”與“民智”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近代中國，於馬禮遜之後，來華的歐美新教傳教士都致力於一個持續不斷的工作，就是通過"現代媒介"來改變中國人的信仰，進而達到改變中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