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自己麵臨種種問題的次序安排，即他怎麽陳述這些問題，賦予每個問題的輕重緩急，都取決於他運用什麽方法、理論和價值，無論他自己是否清楚，都是這樣。
但必須承認，對於如何排列他們的問題這一有標誌意義的提問，有些從事社會科學實際研究的人並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他們覺得不需要確定自己都在研究哪些問題。事實上，他們也搞不清楚。有些人以普通人在其日常情境中遭遇的切身困擾來設定自己研究的問題；另一些人則接受權威機構和利益集團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界定的議題，將之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東歐和俄羅斯的同行們會比我們明白得多，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從未生活在那樣一種政治組織體製下，能夠以官方的方式控製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但這絕不是說在西方世界就不存在這種現象，美國就肯定不是這樣。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問題的政治取向，不過尤其是商業取向，可能是出於他們自願的甚至是急切的自我協調。
在老式的自由主義實踐取向的社會學家那裏，困擾主要是出於自身立場來考慮的。至於他們的問題是基於哪些價值考慮而發現的，他們從未澄清過。在什麽樣的結構性條件下有可能認識到這些問題，既沒有得到探究，也沒有得到直接麵對。未經消化的事實阻礙了研究工作，學人們並不具備相應的學術技巧來吸收和理順這些事實。這就導致了不切實際的所謂多因並存的多元論觀念。不管怎麽說，持有自由主義實踐取向的社會科學家曾經秉持的那些價值，無論是否受人擁戴，現在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融入了福利國家在行政管理上的自由主義。
在科層式的社會科學中，抽象經驗主義是最合用的工具，而宏大理論則彌補了其理論的欠缺。在這種社會科學裏，整個社會科學事業都縮減成向正當其時的權威機構提供服務。無論是舊式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還是科層式的社會科學，都不能很好地處置公共議題和私人困擾，以使這兩者融入社會科學探討的那些問題。這些學派的學術品格和政治用途並不容易被切割開來（就此而言，不管是社會科學的什麽學派都是這樣）：它們的學術品格（及其學院組織），以及它們的政治用途，共同導致它們在當代社會科學中占據這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