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與學問
法國十六世紀有一個大文學家，叫做拉勃萊，在他的名著《伽爾剛蒂亞與邦太葛呂哀》（Gargantua et Pantagruel，《巨人傳》）中，描寫邦太葛呂哀所受的理想教育，在量和質上都是浩博得令人出驚，使近世教育家聽了都要攻擊，說這種教育把青年人的腦力消耗過度，有害他們精神的健康。拉勃萊要教他文中的主人知道一切所可能知道的事情，而他的記憶能自動地應付並解答隨時發生的問題。邦太葛呂哀的智識領域，可以用中國舊小說上幾句老話來形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曉，靡所不通。而且他還有不醉之量，抱著伊壁鳩魯派的樂天主義，杯酒消愁；高興的時候，更能競走擊劍，有古希臘士風：那簡直是個文武全才的英雄好漢了。
其實，懷抱這種理想的，不特在近世文明發軔的十六世紀有拉勃萊這樣的人，即在十八世紀，亦有盧梭的《愛彌兒》；在二十世紀，亦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典型的表現。自然，後者的學說及其實施方法較之十六世紀是大不相同了，在科學的觀點上，也可說是進步了；但其出於打造“完人”的熱誠的理想，則大家原無二致。
他們——這許多理想家——所祈望的人物，實際上有沒有出現過呢？
如果是有的，那麽，一定要推萊沃那·特·文西為最完全的代表了。
一四八六年，拉勃萊還在搖籃裏的時候，特·文西已經三十多歲了。那時代的有名學者畢克·特·拉·米朗陶爾（Pic de la Mirandola，1463—1494，皮克·特·拉·米蘭多拉）曾列舉一切學問範圍以內的問題九百個，征求全世界學者的答案。這個故事不禁令人想起一個更古的傳說。據柏拉圖記載，希臘詭辯學者郗比亞斯（希庇亞斯），在奧林匹克大祭的集會中，向著世界各地的代表曆舉他的才能。他朗誦他的史詩、悲劇、抒情詩。他的靴子、刀、水瓶，都是他自己製的。的確，他並沒有以獲得什麽競走、角力等的錦標自豪，不像拉勃萊的邦太葛呂哀，除了在文藝與科學方麵是一個博學者外，他還是一個善於騎馬、賽跑、擊劍的運動家。